第204章 通史陈列我知道的不多（1 / 2）

在现代中国图书馆史中，袁同礼被称为“一位有口皆碑、众望所归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”。他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，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长达22年。他建立了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，引进服务观念，开展了流通、参考等业务，把图书馆办成为社会服务的机构，创办馆刊，倡导学术研究，使北平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，成为一所新式的现代图书馆。可以说，袁同礼是我国现代图书馆视野的开拓者，是我国传统图书馆向西方图书馆转轨的带头人。

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筹建人

袁同礼，字守和，1895年生于河北徐水。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，勤奋好学，立下报国雄心大志。1913年，18岁的袁同礼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部甲班，与傅斯年、沈雁冰等为同班同学。由于成绩优异，他曾作为英语辩论代表参加北大、清华等5所大学的英语辩论会，深得清华学校（192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）王文显教授的赏识。毕业后，经王文显介绍，袁同礼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，后担任图书馆主任（馆长）。

1920年，经蔡元培先生推荐，袁同礼赴美留学，先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与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，获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。1923年毕业后，袁同礼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，数月后，即赴欧洲考察一年。在欧洲各国，他不仅参观了大量图书馆、博物馆，而且先后在伦敦大学、伦敦历史研究院、巴黎古典学校学习或参加研究工作。

1924年，袁同礼归国，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。1925年至1927年间，袁同礼担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（馆长），是我国第一个受过专业图书馆学训练而进入行政管理的图书馆馆长。作为图书馆主任，袁同礼以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己任。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因学生运动而停发北京大学经费，但袁同礼却满怀豪情地说：“我们经济虽然贫乏，但精神却很旺盛，因为都抱着一股热忱，要为北大图书馆做出点事来。”1925年10月，溥仪被逐出宫，北京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，袁同礼被邀赴京参加该项工作，负责筹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。

1926年，袁同礼还受聘担任京师图书馆图书部主任，同年升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。由于当时的馆长梁启超、李四光只处理行政事务，且专心于自己的学问与研究，加之兼职太多，到馆时间很少，实际工作都由袁同礼负责。1929年，袁同礼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。同年6月，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，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。8月，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馆长，同时向袁同礼发出聘书曰：“兹聘任先生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，即请惠允担任。”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，蔡元培虽为馆长，但也因兼职太多无暇顾及馆事，袁同礼以代理馆长名义实际主持一切。袁同礼代理馆长职务，且又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，事业心极强，先后在馆工作20余年，成绩卓著，奠定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基础，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。

1931年6月，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在北平北海西侧落成。图书馆采用了欧美最新材料与结构，书库可容书55万册，阅览室可容200余人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，也是世界上颇具民族特色的大馆之一。新馆的落成和投入使用，让袁同礼兴奋异常：“吾国今日图书馆事业已由火微光日即于黎明之境。然而发挥光大，尚复有待。吾人不悔，愿与全国同仁，互相提携，以期为国家树长治久安之基。”袁同礼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，并胸怀强烈的责任感。他还道出了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：“近代观国者于政治修明之外，尤须窥其民智之通塞；而民智之通塞，又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为表里。换言之，谓一国民智之表见，以及于政治修明，俱系于此，亦未为过也。”

袁同礼在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，整理出版了大量善本丛书，编纂了馆藏甲、乙两库善本书目、普通书目目录、特种书目如舆图、唐人写经、国学与文学论索引、中西文馆刊及周年报告等等，对我国文化、教育、科技专家的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。

袁同礼还把世界上科学的编目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编古籍。其一，他不按“四部”分类，而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及杜威分类法，按书名第一字笔画及作者姓名第一字笔画来分目，查考找书极为便利。其二，袁同礼将线装古书目录也同新书一样，制成卡片，装入卡片箱，便于查书，这在现代图书馆中不稀奇，而在当时则是很大的改革。其三，袁同礼改装所有的线装书套子，便于上架。中国古书，大小不一，册数不同，习惯平放，上架取书都不方便。袁同礼亲自设计布匣子，像洋装书一样，插架极为便利，书名写在匣脊上，找书十分方便。

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，袁同礼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征集工作。早在1924年在欧洲考察期间，袁同礼就探访《永乐大典》散佚欧洲各国的情况，又托人查录英、法等国收藏敦煌资料的情况。二战结束后，他又致函外交部，要求向德国追回被掠去的图书文物。抗战期间，袁同礼曾三次赴美，在各文教机关、团体发表演说，宣传抗日，争取国际援助；同时征集书刊资料，筹措购书外汇。他委托曾在北图工作过的在美人员予以协助。当时交通、通讯中断，征集到的资料无法运回国内，他就多方设法，联系就地储存。抗战胜利后，这些资料均邮寄回北图。现在北图所藏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平装本小说就是那时征集到的。当袁同礼获知美国国家档案局藏有大量中美关系史方面的档案后，便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活动，联系复制档案胶卷。通过努力，他募得捐款1200美元，复制了324个胶卷，内容包括1790年至1906年间美国各驻华机构的报告和1868—1906年间中国驻美公使致美国务卿的照会。这些档案至今仍存于国家图书馆，对研究中美关系史和世界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