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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个单章:制度与风气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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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发个单章,谈谈晚唐、五代军事制度以及风气变迁的问题。

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吧。

后唐应顺元年(934)3月,闵帝遣军攻打凤翔府的潞王李从珂。

李从珂登城痛哭,因为他跟随李嗣源常年征战,战功赫赫,威望较高。军士们见他痛哭,纷纷感泣。而闵帝李从厚虽然是天子,与大家在制度、道义上有君臣之分,但他才二十岁,光没有威望这一点,就注定要完蛋。

于是发生了战场叛乱,部分围城军士倒戈,支持潞王,并突然下手,击败了懵逼中的其他部队。

凤翔虽然解围了,但李从珂也很清楚,要想获得军士们的支持,除了他的赫赫战功带来的威望之外,还需要钱。不然的话,即便将领支持你,普通士兵也不支持。

于是“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,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。”

李从珂基本把能拿出手的东西都搜刮出来了,同时许诺至洛阳后,给愿意跟着他造反的约士兵,人赏一百缗钱。

闵帝听闻,“乃召将士慰谕,空府库以劳之,许以平凤翔,人更赏二百缗,府库不足,当以宫中服玩继之。”

李从珂赏一百缗,闵帝赏二百缗!

听起来似乎反了,李从珂是造反的人,处于劣势,应该赏得更多。闵帝是皇帝,应该用更小的代价来驱使军士。

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李从珂在凤翔城头解下衣甲,指着身上的伤疤,遍数自己的战功。

这是威望,这是人心,有时候是可以当钱用的。

反观皇帝李从厚,在武夫们眼里,他算什么东西?打过仗吗?有战功吗?连这些都没有,你有什么资格当皇帝?

也就是说,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,身为皇帝的李从厚其实是处于劣势的,所以要赏赐更多。

而开出这么高的赏格了,洛阳军士们是什么反应?

“军士益骄,无所畏忌,负赐物,扬言于路曰:‘至凤翔更请一分。’”

看到没有,禁军将士根本看不起二十岁的皇帝李从厚,被派出去平叛的那一刻,就已经想好要投潞王了,再收一遍钱。

威望这种东西,看不见摸不着。像李从厚当了皇帝,如果李从珂、石敬瑭等人不反,或许还能勉强维持,但也相当危险。

李从珂一反,事情就急转直下。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,弱者不配当皇帝,什么制度都不好使。

继续讲故事。

李从珂进洛阳前,“帝之发凤翔也,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既至,问三司使王玫以府库之实,对有数百万在。既而阅实,金、帛不过三万两、匹。”

李从珂事先许诺一名士兵100缗钱的赏赐,到洛阳后,问王玫有多少钱,答有数百万缗,差不多够了。但事实上,因为闵帝着急忙慌之下滥赏,钱已经没了,只剩两三万,怎么办?

“有司百方敛民财,仅得六万,帝怒,下军巡使狱,昼夜督责,囚系满狱,贫者至自经、赴井。”

“是时,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,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,才及二十万缗。”

需要赏“数百万”,但只有“二十万”,没办法,只能继续收钱,比如以京城所有人的房屋估值,预收数月租金等等,同时修改赏赐标准。

“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,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,下至军人钱二十缗,其在京者各十缗。”

许诺的赏赐没能兑现,军士们什么反应?

“军士无厌,犹怨望,为谣言曰:‘除去菩萨,扶立生铁。’以闵帝仁弱,帝刚严,有悔心故也。”

士兵们后悔了,是不是可以作乱呢?

再看另一件事:“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,市人聚诟之曰:‘汝曹为主力战,立功良苦,反使我辈鞭胸杖背,出财为赏,汝曹犹扬扬自得,独不愧天地乎!’”

拥立李从珂的军士回洛阳后,得意洋洋,面有骄色。

老百姓聚集起来,痛骂他们,说你们为拥立新主力战,得赏是应该的,但弄得我们被拷打,出钱为赏,你们还这么洋洋自得,好意思吗?

因为禁军士卒家属也在洛阳,痛骂他们的人里,多半有亲戚朋友。于是士兵们也认了,不敢再闹事,只发几句牢骚,说自己后悔了。

但真没有后果吗?当然是有的。

首先,禁军士气低落,不肯力战了,因为皇帝赖账。

其次,支持李从珂的地方将领、军队也没得到赏赐,人人都有怨气。

第三,朝堂人心涣散,文官也士气低落。

第二年,石敬瑭造反,引契丹为援,恶果就显现了。

简单来说,后唐潞王、闵帝的这场皇位之争,把五代军士风气拉到了一个新的下限。

在此之前,没这么离谱。

在此之后,人一旦突破了下限,开了这个头,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五代的风气,就是这样一代一代、一点一点堕落败坏下去的。

那么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?

其实没有主动解决。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三朝做了很多努力,但收效甚微,造反之事依然屡见不鲜。

直到后周世宗柴荣年间,清理北方户口,发现只有1200万人了,民生凋敝,百业俱废,人心思定。

而在唐末、梁初北方是多少人呢?

以河北为例。

(一)成德镇。

后梁乾化元年(911),成德节度使王镕遣子得明带37都士兵,从李存勖征讨,这就是3.7万人。而成德镇的总兵力,当不下五万。以中晚唐的兵民比例,成德镇有125万以上的人口,考虑到成德镇有大量的骑兵,实际上可能在140-150万之间。

而天宝年间,成德所辖四州大约有180-190万人口。

安史之乱后,河北确实有战争,但次数少,打的时间也短,整体破坏不大,人口恢复迅速。且黄巢、秦宗权也没波及河北,这个人口是靠谱的。

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,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,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。

成德镇在黄巢之乱后,人口所受损失主要是遭到李克用、朱温侵掠,还未伤筋动骨。

(二)幽州镇。

德宗时,卢龙节度使朱滔“兵五万、车千乘、骑二万、士私属万余、虏兵三千。”

宪宗时,刘济讨王承宗,“军七万”。

僖宗时,李可举围易州,出动的兵力是六万,李匡威打李克用,出动十万步骑。

昭宗时,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。

这些记载里,没有说军队的成色,一般研究而言,因为要抵御契丹、奚人,幽州的正规军当在七八万人之间——朝廷规定的军额是五万五千。

以当时的兵民比例而言,幽州人口至少也有170-180万。而天宝年间户籍人口只有146万余,除了多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,人口增加外,还有就是本书提到的大量部落黑户了。

再一個佐证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,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。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,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。

可以明确地说,幽州镇在黄巢之乱前后,其户口已经超过天宝极盛时期。接下来因为参与高强度的藩镇战争,加上契丹崛起,人口有所损失,但在后梁初年,幽州的人口比起天宝时期,少不到哪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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